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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军情·国庆特稿」共和国是红色的
2019-11-08 21:52:35      

1462公里,北京和上海之间的空间距离。从上海诞生到北京执政,中国共产党奋斗了28年,这是一条领导中国的曲折道路,也是中国革命的胜利之路。用毛泽东的话说,这只是长征的第一步。

第一位军事情报作者:月咏家和王玉山

【[1】嘉兴南湖,一艘小船悄然起航——一名代表的平均年龄是28岁,正好是当时毛泽东的年龄。

七月的上海是一年中最热的季节。在路上摇着蒲扇享受凉爽的人们似乎没有注意到昏暗灯光下法租界石库门建筑的影子。此外,我也没想到这个夏夜发生在这座小楼里的故事会彻底改变中国。

这座小楼的地址是王智路106号和兴业路76号。那天是1921年7月23日。

时间定在1920年4月,当时几名俄罗斯人悄悄来到北京,直奔上海——此行的目的是在共产国际的命令下在中国会见李大钊和陈独秀,以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

他们是:俄罗斯共产党远东局海参崴支部外交部全权代表维根斯基(Vygensky)及其同伴。

今年8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法租界老渔阳巷2号《新青年》编辑部正式成立。它被命名为“中国共产党”,陈独秀任书记。也是在这个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在上海出版。

两个月后,以李大钊为首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办公室成立了名为“共产党集团”的北京早期党组织。

陈独秀和李大钊作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推动了中国共产党在一南一北的伟大事业,党的历史上常说“陈蓓和李大钊相遇建党”。今年,陈独秀41岁,李大钊31岁。

马克思主义的“天火”照耀着黑暗的中国,第一批觉醒的杰出中国知识分子承担了唤醒沉睡的中国大地的历史使命。

在此期间,湖南新民学会的主要发起人毛泽东去了北京和上海联系李大钊和陈独秀——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活动在两地的传播极大地影响了27岁的毛泽东。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接受斯诺采访时回忆道,“到1920年,我已经在理论上和某种程度上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一旦我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

在上海、北京、长沙、武汉、广州、济南,从1920年夏天到1921年初春,中国六个城市相继建立了早期的共产党组织。与此同时,在日本东京和法国巴黎,中国学生和外籍人士中的先进分子也建立了共产主义组织。

1921年6月中旬,共产国际派往上海的马林和尼科尔斯基建议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理书记李达给所有党组织发了一封信,要求他们派两名代表去上海参加会议。

除了上海的李达和李韩军,还有武汉的董吴彼和陈潭秋,长沙的毛泽东和何叔衡,济南的王尽美和邓恩铭,北京的张郭涛和刘仁静,广州的陈公博,日本的周佛海,以及陈独秀指定的包惠和尚,他们目前仍在广州,代表着全国50多名党员。

经过多次挫折,所有代表都到达了上海。那个月很晚了。原定于7月1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推迟到7月23日晚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许多研究证实了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日期。然而,在党的周年纪念日,中央政府仍然使用战争年代定义的“七一”一词。

远东最大的城市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会议于30日晚开幕,一个陌生的中年男子突然闯入会议,四处张望了一周,然后匆忙离开。具有长期秘密工作经验的马林立即断定此人是敌方特工,并建议立即暂停会议转移。

果然,十多分钟后,法租界包围并搜查了会场。

鉴于会场的暴露,在王丽达·吴辉夫人的建议下,会议被转移到她家乡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继续进行。

大会通过了党的纲领和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党纲决定该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大会选举了中央临时领导机构——中央局,由陈独秀担任秘书。

会议结束时,代表们抑制不住激动,轻声喊道:共产党万岁!

中国革命的红船悄然起航。

也许一个代表的平均年龄是28岁,正好是毛泽东当时的年龄,这是一个巧合。更巧合的是,28年后,一个崭新的共和国屹立在世界东方——建立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正是共产党人从建国之初就有的崇高理想。

[2]政治权力来自枪杆子。血的代价是用血写的真理来交换的:中国革命必须走自己的路。

1927年春天,中国革命最黑暗的一天。就在国共两党胜利北伐之际,蒋介石和汪精卫背叛了他们的信任,共产党人昨天被他们的盟友残酷地推入血泊——从上海到武汉,从城市到乡村,30多万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被杀害。

鲜血让年轻的共产党突然意识到,只有拥有自己的人民军队才能保护共产党的信仰之光。

1927年8月1日清晨,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在江西南昌打响了第一枪——新人民军诞生了。这也是成立6年零1个月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领导武装斗争。黎明时分,叛乱分子消灭了南昌3000多名守敌,缴获了5000多支枪。

起义部队来自共产党控制的北伐军。29岁的中共前委书记周恩来让官兵们脖子上戴着红丝带,以区别于国民党反动派。从那时起,红色就成了人民军队的背景色。这一天也成了人民军队的建军节。

1927年8月7日,中央政治局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总方针,即“八·七”会议。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提出了“政治权力来自枪杆子”的著名论断。

然而,掌握一把枪有多容易?

南昌起义的主力从南昌市撤出后,在广东潮汕地区进行了几次艰苦的战斗,失败了。留在梅州三和坝阻挡敌人的部队也损失了一半以上的兵力。几乎与此同时,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在攻打长沙时遭遇挫折。然后,广州起义又被打败了。

不同的国情注定了不同的道路。毛泽东是第一个意识到以俄国为老师显然不是通过城市暴乱夺取权力的“十月革命”模式的再现。1927年9月,毛泽东毅然率领秋收起义部队进入井冈山,走出了一条“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权”的危难之路。

次年4月28日,朱德率领南昌起义的其余部分与毛泽东在井冈山会师。当时,“朱茂”红军诞生了,它是全国工农中最大、最强的战斗力量。

朱德是中国工农红军第四集团军司令,毛泽东是党的代表。

1928年6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共产国际秘书处秘书布哈林(Bukharin)仍对俄罗斯的经验不能完全移植到中国革命中感到遗憾。他甚至担心“中国红军会吃掉农民的最后一只老母鸡”。

千里之外的共产国际所不能想象的是,虽然红军遭受了无数次“围剿”,但是深深扎根于农村和农民中间的“朱茂”红军却在广阔的山林中茁壮成长。

罗晓山脉,红旗滚滚。五百里井冈山已成为第一个培育中国革命的农村根据地。人们已经成为红队的再生父母。党的绝对领导已经成为人民军队不可改变的灵魂。

星星点燃草原之火。从人民军队的创始人井冈山、毛泽东、朱德出发,不仅最大限度地贯彻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战、敌退我追”的战术原则,而且最终开创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军队建设之路。

[3]中国革命因盲目指挥脱离现实而遭受巨大损失。共产党人不得不暂时把他们建立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红色政权的最初愿望带上马背。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红色区域在中国领土上相继出现。它有一个苏联地区,这个名字受当时苏联的影响。其中,毛泽东、朱德开辟的以江西瑞金为中心的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最大。它与人口超过100万的另外两个苏区相呼应——湖北、河南、安徽苏区和湘西、湖北苏区。它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腹地掀起了一场大草原大火,成为蒋介石的忧虑。

1931年11月7日,苏联十月革命十四周年,中国共产党(中国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建立的第一个民族红色政权在瑞金宣告成立。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任主席。从那时起,毛泽东就被尊为“毛主席”。

临时中央政府的63名执行委员会成员包括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和任比什,他们都在14年后当选为党的“七大”和五大书记。朱德、彭怀德、贺龙、许向倩和叶剑英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委员。24年后,他们一起成为共和国的元帅。

瑞金城外,一座建于明代的祠堂是红色政权的总部所在地。毛泽东对他的“内阁”成员说:“我们的办公室应该主要设在战场、军事战场和实际工作中。在我们的苏联政府里,只有公务员。”

根据规定,毛泽东一级的领导人可以在办公室里点三根灯芯,但每当他们看到油灯里有三根灯芯时,毛泽东总是会熄灭两根灯芯。

“苏联干部作风好。他们自带干粮上班。他们用草鞋进行革命,晚上用灯笼拜访贫困农民。”青年政府以其对人民的爱和诚实赢得了人民的真诚爱。当时兴国有二十三万人,其中八万人加入了红军。红色政权诞生后一个月,“包围和镇压”红军的国民党二十六路部队一万七千人在宁都起义,使中央苏区的武装力量达到六万七千人。

毛泽东把苏区作为共产党执政为民的实验阴谋。他在深入调查和实际工作中写了一系列精彩的作品。其中,包括“关心群众生活,注重工作方法”在内的四篇文章被列入《毛泽东选集》。

毛泽东的理论和成功实践赢得了根据地人民的支持,但被吃了外国面包的中央领导人视为一种选择。

也是在1931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上海出版了一本名为《两条战线》的小册子。作者是王明,在六届四中全会上被共产国际提拔为中央领导。

王明以前从未见过廉鸿军,他用他在苏联教室里学到的场景来控制党和红军。他呼吁“为一个更加布尔-塞维克的共产党而战”。他的第一步是派遣一个代表团到苏区,排除毛泽东在苏区的正确领导。一年后,他拒绝了毛泽东的正确军事领导——1932年10月26日,毛泽东因病在长汀福音医院接受治疗,被解除红军第一军政委职务,失去了对他亲自创建的红队的直接领导。

然而,仅仅几个月后,指责毛泽东“深谷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临时中央政府无法在大城市站稳脚跟,不得不从上海迁到深谷甘南根据地。

然后来了一个叫李德的德国人。虽然共产国际派来的李德既不擅长军事,也不了解中国的现实,但接替王明成为中央政府主要领导人的博古崇拜这位外国顾问,并将指挥权交给了他。

一九三三年九月,蒋介石被任命为总司令,部署五十万军队,对中央苏区的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

当时,对立的阵营分别由两个德国人领导。一个是李德,另一个是谢克特将军,他是军事顾问,也是蒋介石引进的德国国防军的前总司令。

根据塞彻的建议,国民党在根据地周围封锁了3000多个碉堡,像蜘蛛网一样围攻红军。在这一点上,蒋介石有一个比喻:苏区是一个池塘,红军是池塘里的鱼,要塞封锁就像一张网,围着池塘,排干池塘里的水,把池塘里的鱼都钓上来。

赣南和闽西多山,地图上只显示了几英里远,但事实上远不止这些。李德看了看地图,派出了部队。结果,当红军行进到战区时,经常遇到等待他们工作的敌人。更严重的是,面对国民党的舰炮,李德完全照搬苏联的战术,命令只有土炮和土炮的红军在阵地战和地堡战中与国民党的精英正面交锋,这自然击中了蒋介石的心脏。

1934年4月21日,中央苏区南门云门岭被攻占。一周后,中央苏区的北门广昌失守——历时18天的广昌战役,红军伤亡5000多人,成为第五次反“围剿”中最痛苦的一次战役。彭怀德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愤怒,痛斥李德等人“卖田野时不觉得难过”。

这时,蒋介石似乎有消灭红军的计划。他离开江西,开始了北方之旅,访问了西北和华北的10个省。当时的报纸称蒋介石的这次旅行为“万里长征”

到1934年10月,苏区的核心地区兴国、宁都和石城相继失守...中央根据地从全盛时期的几十个县减少到只有瑞金、杜愚等三四个县。

秋风沙沙作响,严阵震惊了。1934年10月10日,中央苏区的党、政府和军事当局撤出瑞金,然后从杜愚建桥,在长征中渡河。曾经繁荣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失去了它的固定领土--共产党人不得不暂时把建立一个红色政权的最初愿望带到马背上,在这个政权中,人民是国家的主人。

[4]贵州北部的一个小镇。成立14年的中国共产党独立选择了革命领袖,并在经历了一段艰难的生死之旅后终于实现了惊人的逆转。

一支队伍,两条河流,两次惨烈的战斗和完全不同的战争形势考验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战略战术——湘江战役。面对五倍的敌军,红军损失了大部分兵力,几乎全军覆没。红军冲出包围圈,绝地重生了。

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中央红军在通过国民党精心修建的第四条防线湘江线时遭遇灾难。它的头部遭到飞机轰炸,随后是大量的中央军队,桂军和湘军在前面。红军在一个30公里宽、80公里长的锥形地带被压死。长征开始时,一次大规模的撤退束缚了红军的手脚,也夺去了红军转瞬即逝的战士。

经过五天五夜的艰苦战斗,虽然党中央和红军主力渡过了危险期,但8.6万人的长征部队已急剧下降到3万多人...

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贵州北部山区初春多雨,红军面临的形势比湘江血战更为严峻:部队疲惫不堪,伤势严重,缺乏食物和医疗...敌我力量之比达到前所未有的40万:3万。

蒋介石驻扎在西南方,一战中曾梦想依靠湘江的勇气彻底解决中央红军与四川、贵州和云南的边界问题。

然而,蒋介石忽略了这样一个细节:毛泽东回来了。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贵州北部遵义,刚刚过完41岁生日的毛泽东在失去指挥两年零三个月后,进入遵义会议中央决策层。当时,平均年龄为34岁的20名与会者首次独立选择了中国革命的领导人,从而牢牢掌握了党和红军的命运。

邓小平后来说,遵义会议前,我们党没有形成成熟的党中央...遵义会议后,我们党的集体领导逐渐形成...毛主席是第一代集体领导的核心。

核心,由真正的枪和刀组成,诞生于一千次考验和磨难中。成败越多,团队的核心就越重要。当中国革命的船驶入最狭窄的航道时,毛泽东扬帆起航,扭转了潮流,在赤水河两岸谱写了他军事生涯中最辉煌的篇章。

四渡赤水,欺凌贵阳,诬指昆明,巧渡金沙...当蒋介石醒来大叫“毛泽东回来了”时,红军已经冲出敌人的重重包围。

毛泽东回来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回来了,灵活的战略战术回来了。总司令朱德用这首诗来形容遵义会议后红军的变化:“龙族从腾翔出发,路线很好。左右偏差是可以纠正的,天空会无限期地浮动。”

长征军队凭借其强大的领导能力和坚定的信念,刚刚完成了令人震惊的死亡逆转。一场危险的跋涉变成了英雄史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在西北地区奠定了基础,党和红军走在了抗击外来侵略的最前线。

蒋介石哀叹道:与辛弃疾共事六年,并不是所有的成就。

毛泽东感慨道:长征一结束,新的形势就开始了。

[5]中华民族在百年反侵略战争中取得第一次全面胜利的最重要原因之一是中国共产党走上了历史舞台。

日本独立混成第四旅下士肖志祥川在战斗中被俘。他想自杀,成为皇帝的“国神”这时,在八路军,他发现了一本《论持久战》,这改变了他后来的命运。

“我不能完全理解它,但我又看了一遍。例如,雷击令我震惊。”令肖志祥川震惊的是,这本书已经预见到了日本侵略者在未来全面进攻时的战略反攻。肖志祥传要求见这本书的作者。

在延安的窑洞里,小智香川遇到了毛泽东。从那以后,他从入侵者变成了反战者。

事实上,在全面入侵中国之初,傲慢的日本军队并不把共产党的武装力量视为对手——只有不到4万人刚刚经历了长征,许多士兵仍然手持大刀和长矛。然而,他们忽略了这是一支穿过千山的队伍,在九人死亡后重生。他们还忽略了这是一群最有决心捍卫国家独立、捍卫国家利益和反对外来侵略的年轻人。

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第115师在平型关打了一场血战。1000多具萨卡基巴拉分部的尸体坠落在13公里外的山谷中。日本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第一次被打破了。

二十三天后,八路军第120师伏击了雁门关,几十辆日本汽车在熊熊大火中化为灰烬。日本“三个月内征服中国”的妄想随着雁门关升起的浓烟随风消散。

又过了一天,八路军第129师宣布了另一个好消息:它在一个繁星点点的夜晚袭击了阳明堡机场,摧毁了24架敌机...驻扎在山西的日本侵略者失去了空袭能力,不得不分兵保卫后方。

当这个古老国家的国旗升到长江以南时,它整夜都在惊吓敌人。在江南,一万多名来自山林的游击队员组成了新四军。先遣队第一次在魏港作战时,在日军面前打了一场漂亮的仗。

共产党人高举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旗,把一个醒来的民族凝聚在一起;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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