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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到敦煌 为什么很远又很近
2019-11-08 14:42:59      

钱江晚报记者孙文(感谢浙江大学出版社宋旭华和王荣新对本报道的大力支持)

3000多公里,即从杭州到敦煌的距离。

即使在今天的“高速”时代,这两个城市之间的相互到达也不是很快。然而,从文化的角度来看,杭州与敦煌非常接近。

9月19日晚,在浙江大学西溪校区,浙江大学出版社的三位学者和编辑举行了一个小型聚会。他们在谈论一系列书籍的进展,在此期间,他们谈到杭州和敦煌“相近”的原因。

这套书是“浙江秀才丝绸之路敦煌学术图书部”。这三位学者是中华书局总编辑柴蹇宏、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张永全和刘金宝。他们也有两个共同的身份:敦煌研究专家和浙江学者丝绸之路敦煌学术图书部总编辑。

浙江丝绸之路学者敦煌学术丛书,以一人一本的形式,收录了浙江学者在敦煌研究和丝绸之路文化研究方面的代表性成果,全面总结了他们在敦煌丝绸之路研究方面的成就。第一批书有40卷,分四个系列出版。第一张专辑将于2016年发行,第二张专辑的各卷正在编辑中,并将在今年和明年陆续发行。

浙江学者

追求世界学术研究的新趋势

这个看似普通的聊天显然将中国学者100多年来对敦煌研究的不懈努力联系在一起。

在《浙江学者丝绸之路敦煌学术丛书》的总序中,有这样一段话——

20世纪初,因敦煌莫高窟文献分散而兴起的敦煌研究成为“世界学习的新趋势”。第一批“预流”的中国学者是来自浙江的罗振宇和王国维。两位国学大师“领路”,几代浙江学者(包括浙江国民和在浙江工作和生活的人)纷纷效仿,将赵万里、姜亮夫、夏奈、张其昀、常书鸿等前辈的话传播给王罗钟、潘絜兹、姜李鸿、王伯敏、常善娜、范进士、郭再义、项楚、黄石坚、石萍亭、齐晨军、黄永武、朱磊等著名专家。还有一批年轻的研究人员,如徐文侃、柴蹇宏、千千、吴李煜、张永全、王勇、黄征、刘金宝、赵峰、王慧敏、许建平、冯培红、于欣、窦怀勇。他们既有共同的学术追求,又有自己的学术遗产和学术品格。他们在不同的学科领域努力工作,为国际“优秀研究”敦煌研究的发展和丝绸之路文化的弘扬做出了巨大贡献。

正是因为杭州和浙江这两个名字,与敦煌的距离缩短了。

继专家之后,我们回到了1900年6月22日。

本来这是正常的一天,但是莫高窟佛经洞的重现震惊了世界。后来,从斯坦到佩里奥特,奥久古的日本探险队和奥登堡的俄罗斯探险队相继开始了“预谋”的访问,大量珍贵的古代手稿在海外丢失。

在这个过程中,敦煌研究迅速形成。那么,敦煌研究是什么样的知识呢?陈寅恪先生曾经总结说:“敦煌学者,当今世界学术的新趋势。”这句话包含两个关键词:世界学术和新趋势。

脚踏实地、敢于创新的浙江学者必将成为第一批涌入这股洪流的中国学者。

1909年,浙江上虞人罗振宇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中国最早的敦煌研究论文《敦煌石窟参考书目及其发现的初步性》。1920年,浙江海宁人王国维在同一份杂志上发表了《敦煌唐代通俗诗与通俗小说的发现》,这被认为是敦煌通俗文学研究的第一个趋势。

当然,在20世纪的前30到40年,没有多少人去欧洲寻找敦煌写本,姜亮夫就是其中之一。1935年8月7日,姜亮夫登上了从上海开往巴黎的船。

晚年,姜亮夫多次与柴蹇宏谈论他在20世纪30年代在法国临摹敦煌论文的事,这可以用八个字来形容:他吃苦耐劳,忘记吃饭睡觉。

出国读书非常困难。姜亮夫当时对过去的探索也记录在许多材料中。例如,在《四十读》中,姜亮夫说西方人“不欢迎来自东方的游客”来到分散在西方的东方宝藏。资金也是限制图书参观的一个重要因素,巴黎博物馆为一张照片支付14法郎。“为了拍更多的照片,姜亮夫每天只吃干面包,喝白开水,晚上回家时,他用菜叶和米饭煮粥,”文章“文史大师姜亮夫”说此外,处理和复制经文极其费力。“藏在博物馆深处的敦煌经文因年代久远而布满灰尘,有些地方几乎没有笔迹。为此,姜亮夫想出了许多方法。他用一把小刀片轻轻地擦了擦滚过的表面,然后从线装书上撕下一张白纸来描绘它。这项工作进展非常缓慢,有时一天只能生产一两条生产线。”

在看过这本书不到两年后,姜亮夫的“视力下降了600度”。到20世纪90年代初,他的视力已经变弱,几乎认不出他面前的手指阴影。“但是每当他告诉我他在欧洲的艰苦工作时,他的眼睛明亮地闪烁着,显示出毫不后悔的坚定表情。”柴蹇宏在系列丛书《丝绸之路与敦煌研究》中写道。

学术传承与发展

成为有意识的行为

郭再义是继姜亮夫和夏奈之后的又一代学者。

20世纪80年代,郭再义与弟子张永全、黄征共同撰写了《敦煌三书》-《敦煌变文集评》、《敦煌吐鲁番俗字典》和《敦煌变文集派》。可悲的是,1989年初,不到50岁的郭毅,在《敦煌变文教仪》即将定稿之际,匆匆去世。

在他的文章《走近敦煌》中,张永全提到了老师留给他自己和黄征的遗嘱,其中一个人说:“匆忙道别是非常惆怅的。你应该尽最大努力完成我们的科研计划,并努力出版这三本书来安慰我。”

易纲离开后,张永全、黄征等弟子开启了另一代人的研究之路。同时,在众多朋友的帮助下,郭在义的手稿被编辑成《郭在义语言文学随笔》、《郭在义敦煌研究随笔》、《郭在义随笔》和《新训诂随笔》,相继出版。

浙江敦煌学研究者有意识地继承了学术传统——2002年5月,在“姜亮夫、江李鸿、郭再义先生纪念会”上,北京理工大学的赵和平教授曾在论文中这样说过。

王国维死后,赵万里编辑了《海宁王静安书信》。易、江、李鸿、姜亮夫死后,张永全、黄征继承并发扬了他们的学术传统。”赵和平认为,这种自觉的学术传统是人文精神的体现,是敦煌研究在浙江不断传播和发展的基础。

“我在美丽的杭州西湖上长大,与敦煌、沙漠中的丝绸之路‘咽喉’孤烟和戈壁绿洲相连。我如何相处也是一个我思考了很长时间的问题。”柴蹇宏的家乡是杭州,他也在思考这个问题。这其中有一些个人原因,但他也认为,“作为一名浙江学者,不应该局限于个人的生活经历,而应该联系19、20世纪浙江乃至全国的人文背景,特别是一批浙江资深学者的政治学术思想,认真探索浙江学者与千里之外的丝绸之路敦煌之间的联系。”

可以说,罗振宇先生、王国维先生、蔡元培等人,以及后世浙江学者常书鸿和范进士,继承了中国研究的优良传统。同时,他们不保守,愿意接受新的文化和学术思想。这些已经成为影响几代人的文化特征。

此外,勇往直前的精神并不古老。

如今,柴蹇宏与常书鸿的女儿常善娜和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范进士保持着频繁的联系。描述这两位伟大女性最直观的词是“忙碌”。

不久前,柴蹇宏和张莎娜见过一面,仍然忙于敦煌研究的张莎娜对他说:“我不知道自己已经88岁了!

10月14日,柴蹇宏将陪范进士去巴黎。刚刚获得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的范进士将前往巴黎接受敦煌相关奖项。

那么,你为什么回到“浙江学者丝绸之路敦煌学术图书部”的话题上来?

由于陈寅恪先生说敦煌研究是世界学术研究的新趋势和新趋势,与浙江学者关系密切,所以写这本书是为了使这一新趋势在浙江得以继承和发展。"我们过去很好,我们应该让今天变得更好。"柴蹇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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